王良，是春秋末晋国大夫赵简子的车夫，善于驾车。《荀子·王霸》说：“王良造父者，善服驭者也。”把王良和造父并称为天下之良驭。
　　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中说了“王良与嬖奚”这样一件事：有一次，赵简子命王良给他宠幸的小臣奚驾车打猎，结果出去一天没有打到一只鸟兽。奚回去向赵简子报告说，王良是天下最低劣的车夫。有人把这话告诉王良，王良要求再来一次，结果一早晨就猎获了十只野兽。奚回来向赵简子汇报说，王良是天下最优秀的车夫。赵简子说，那就让他为你驾驭车马吧。但王良却执意不肯，说：“吾为之范我驰驱，终日不获一；为之诡遇，一朝而获十。《诗》云：不失其驰，舍矢如破。我不贯与小人乘，请辞！”
　　古代驾车打猎，讲究“法度之御”：尘土不能扬出轨道，马跑起来蹄声节奏要一致。王良作为驭手，谨遵这一“法度”。“范我驰驱”，也就是把自己的驰驱纳入“御法”的规范中。他相信，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办事，就会像《诗经·小雅·车攻》所说，“按照规矩往来奔跑，一放箭就会射中目标。”但实际上，奚不遵守王良的“御法”之“范”，第一次出猎王良按规矩驾车，结果一无所获；第二次出猎违反规矩驾车，一早晨就捕获十只野兽。之所以会出现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问题，原因在于自己违法迁就了不守规矩的猎人，而这样做显然不符合自己的处世之道。面对与自己信念相左的人，即使猎获堆积如山的猎物，王良也是羞于为伍的。不愿枉道而从彼势，这便是王良的信念。
　　现实中，信念左右着人们思维活动的范围，并以某种模式规范着人们的思考方式。我们的情感总是被框在这个模式里运行，这个“框”，就是所谓的“道”。一旦枉道逾矩，便是破坏了自己的信念。信念是建立在是非分明的理念基础之上的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人生中，可怕的并不是没有信念，而是信念被周围的环境所左右。
　　王良作为驾车行业的翘楚，正道循矩不被人承认，反而放弃自己的驾车原则就能获得猎物，受到别人的赏识。要么“枉己以从彼”，要么“直道而事人”，两种选择，命运迥然。最终，对领导的拍脑袋决定，王良不迎合而改变自己的操守，选择“请辞”，抗议权贵的“枉道”行为。不放弃信念去迁就别人，表明不肯违背自己的处世原则，即使迁就能从表面上得到一时的效果，也是不屑为之。
　　对于信念的坚守，孟子是深以为然的。孟子以王良为范例，说明君子在立身处世上不能枉道苟且，不能搞投机主义。现实中，有人觉得为了实现最终目的，自己暂时放弃一下原则也无不可，说到底，是投机取巧思想在作怪，是在为自己的不法找说辞。试想，如果自己本身就站不住脚，即使达成了目的，又怎么能站在道德的高地对别人有所帮助呢？“枉己者，未有能直人也。”把自己弄得弯曲起来，扭曲了人格，怎么还可能去让别人正直呢？所以说，投机的路其实也是走不通的。坚守自己的信念，这是个原则问题，寸步不能让。
　　把持“直道事人”之念，关键是要保持平和之心、本分之心、严谨之心，依法理而行事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：在事业上做出显著的成绩，在工作上走在前面的人，大都是踏踏实实、正道而行的人。而有些人则心浮气躁，被世俗之风所同化，究其原因，是坚守不住自己的底线，于是信念崩塌，枉道而行。商人不安分守己做生意立信誉，而是整天盘算着如何巧取豪夺、日进斗金；学者不是想着古案青灯、板凳一坐十年冷，而是梦想一夜之间盛名天下，不惜剽窃抄袭；官员不是想着恪尽职守、扎扎实实干本职工作，而是时时想提拔、走捷径，将群众路线抛在脑后，甚至做出腐化堕落的“逆道而行”之事。在历史的熔炉里，守不住信念的人会像沙子一样被剔除；坚守住了信念，就是火炼后的真金。
　　我们在面临抉择的时候，不妨想想驭者王良的坚守。“直道不枉行”说的是驾车，所带给我们的又何尝不是做人的态度以及驾驭人生的信念呢？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驭手，把持着自己的方向。在循着既定目标前行时，我们是不是该想想：面对挑战，我能不能据理力争；面对诱惑，我能不能坐怀不乱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