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人元好问诗云，“能吏寻常见，公廉第一难”，廉洁奉公是为官从政首要的品德，人格有等差，官德有品位，古君子不但力行垂范，还将廉洁划分出优与次的品位。

明宣宗时的监察御史薛瑄在其著作《从政录》中论道：“世之廉者有三，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，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，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。见理明而不妄取，无所为而然，上也；尚名节而不苟取，狷介之士，其次也；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，则勉强而然，斯又为次也。”意思是说：通达天理，爱民惜物，自觉而且自然地不乱取乱受，这是上品之廉；洁身自好，谨守本分，认为随便地收受有辱名节，这是中品之廉；畏惧法律，为保官禄而不敢取，廉得有些个勉强，又次了一个品级。

100多年后，醇儒焦竑为弟子黄汝亨增补的《廉吏传》作序，他写道：“廉而有用于天下国家者为上，义不苟禄、仁不遗亲者次之，节凛呼蹴，义形箪豆者又次之。”那意思是：有益于天下民生的幸福，有利于国家安定强盛的廉洁，为上品。言行恭正而不苟求利禄，行仁爱而不私惠于亲人，为中品。意气凛然地高调呼吁，箪食瓢饮地表现廉俭，有点儿作秀的味道，又次了一个品级。

评价廉洁，两位先贤将其分成了上中下三品：上品，不愿贪；中品，不涉贪；下品，不敢贪。三品之中，上品与中品显示出廉者的品德和品位。贤者论廉，所见略同。焦竑将“有用于天下国家”之廉视为上品，比薛瑄的认识又深了一层。大致薛瑄当的是监察御史，善于从法理角度谈问题；而焦竑读书于中秘，讲读于皇子，参修明史，腹笥丰赡，将廉洁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危的高度，便比薛瑄高出了一筹。焦竑作此序的32年前，万历朝的权臣张居正因廉有大瑕而身死家败，以致改革中断、新政废行而国况愈下，直到甲申之变，江山易主。廉洁，关乎国家的命运前途，腐败是导致政权崩塌的突破口，历史的教训何其深刻。焦竑论廉首推“有用于天下国家”，堪称睿智。

廉洁，实为廉节。如同由俭入奢易，由廉入贪也易，甚至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。当道德遭遇利益，坚守廉正还是图利染污，无疑是一道检验品行“拷问”灵魂的严峻试题。清贫之士一到花花世界，位卑之吏一旦占据要津，还能始终如一地明理尚节，义不苟禄、仁不遗亲，是百姓之幸、政党之幸、国家之幸！此类严谨守分、洁身自好的狷介之士占到多数，政治就清明，政府即廉洁。为了达到中品之廉，必须追求高品之廉，取法乎上得乎中，为民族复兴、国家强盛、人民幸福而自觉廉洁，理应成为领导干部普遍的精神追求。

畏法律保官禄而不敢取，虽属廉洁，但在古人眼中品位最低。这大致因为，惧怕法律、害怕后果而不敢取，不代表心里不想取，只要心里想贪取，就有走向贪腐的可能。人之初的纯洁性被后天的利欲污染后，奢、占、贪、贿等病症膨胀起来，无孔不入的权力寻租，逐富猎贵的仕途经济，时尚精致的个人主义，会使定力不够脚跟不稳者跌到不敢腐的三等廉洁之下，变节为新生的腐败分子。此时，已不配用廉洁的品级来衡量，只能由法律来审判了。这应是今人反腐切须关注和警醒的问题。

2013年党中央印发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五年规划，要求健全“不敢腐”的惩戒机制，“不能腐”的防范机制，“不易腐”的保障机制，是深入反腐的治本之策，廉政建设的制度保证，给廉品的提升注入了法治的原动力。古贤的廉洁品价与反腐的制度体系相衔接，尚廉反贪的公序良俗就有了刚性的传承与发展，获得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，从而避免“道德控”或“制度控”在方法论上的片面性。道德融入制度，制度保障道德，节操美善者创造并保持高品之廉的基础将更加牢固；操守不稳者有制度监督着守廉，从制度的约束力中获得向高品之廉上进的动力；廉洁政治的建设就会不断出现好的局面，攀升高的品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