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句话说：“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，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。”如果单纯强调法制对人的刚性约束，可能会忽略人对法律和制度的主观能动性。制度和法律是静态的东西，而人一直是动态的。在很多时候，一个人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品格，如果心中没有对正义的执着追求，就很容易逾越法律和制度的藩篱，从而出现权大于法、以权压法，执法不公、执法犯法的思想行为，破坏了司法结果的公平正义。

“迁就定谳”则“负疚益深”

清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四月十八日，太监李苌材、张受山等一伙人在北京大栅栏庆和戏院与票友为抢夺座位发生争执，仗着自己是宫里人，先砸柜房，后又舞刀弄棒杀死前来维持治安试图拘捕他们的官勇局队长赵云起，并击伤官勇数人。这一事件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一时间北京城内尽人皆知，民愤极大。

光绪皇帝此时正苦于政治腐败，意欲变法图强，闻知此事，不禁勃然大怒，立即要求刑部“严刑审讯、按律定拟”。刑部接旨后，时任尚书薛允升（1820-1901年）很快便查清案件始末，按照清朝的法律，拟就了对李苌材、张受山等人分别处以斩首和流放边疆的判决，呈奏皇帝待批。不料太监总管李莲英袒护这伙人，在慈禧太后面前为罪犯求情，慈禧出面干预，力主从轻发落。光绪皇帝不敢违抗，中途退让，又下旨给刑部，亦指明重新“酌情”议奏此案。同时，李莲英也托朝中要人到处说情，让薛允升手下留情。

至此，主办此案的薛允升面临两种抉择，要么坚持正义，甘冒被降罪的风险；要么屈从慈禧，保住自己的乌纱。

薛允升最终选择了前者，他毅然决然上书抗旨。奏疏中写道：“太监杀人一案，我部已按皇上‘从严议处’的旨意，拟定了判决书呈奏待批。现在却又降旨，要对其从轻发落。我部是问刑衙门，只知查清案情，依法判刑，维护大清律例的尊严。况且太监与平民不同，我朝宫中家法甚严，太监犯法，按律应该从严治罪，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皇上对死者的哀怜之意，如果 ‘迁就定谳，并置初奉谕旨于不顾，则负疚益深’。若朝廷非要法外开恩，我等不敢定拟！”

这一奏章，句句有理，字字逼人，尤其是一句“迁就定谳”则“负疚益深”使得慈禧太后等人无由再说，光绪皇帝也只好准奏，这场轰动京城的命案最终以杀人者偿命、正义得到伸张而告结。

虽然事过不久，薛允升被慈禧以莫须有的罪名官降三级，但他直言抗命、置个人荣辱前途于不顾，维护司法正义的行为却被百姓所称道，其奏章中“迁就定谳”则“负疚益深”的名句也被广为传诵。

司法正义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一环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。然而何为司法正义，怎样才能达到司法正义？

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：“各尽其职就是正义。”而正义一般分为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。程序正义是制度法律设置及其执行的正义，通过坚持程序正义最终达到结果正义。司法机关如果各尽其职，依法办案，公正执法，就能产生公平公正的司法结果，这就是司法正义的实现。

薛允升办理“太监杀人案”时，一开始依据圣旨，按照相关法律和程序，给予太监们从严定拟。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太后和皇上的旨意又要求对太监从轻处理。从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来看，圣旨就是法律，甚至大于法律，薛允升完全可以再按第二道圣旨行事，从轻发落几个太监，这样做不但能保住官帽，同时也没有违背程序正义，造成的结果不公主要责任不在他。然而面对皇权的干涉，薛允升个人的道德操守占了上风，他认为不严办太监虽然不违背程序正义，但违背自己的良知，作为一名司法大吏他问心有愧。所以薛允升才不畏不屈，用“迁就定谳则负疚益深”这一发自肺腑的道德宣言来据理力争，努力维护案件审判结果的公平，显然这已经超越了坚持程序正义的轨道。

以此而言，坚持心灵正义对司法正义也非常重要。也就是说，“事在人为”，法律和制度需要人来执行，执行人的思想品质和道德素养起着很大作用。有句话说：“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，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。”如果单纯强调法制对人的刚性约束，可能会忽略人对法律和制度的主观能动性。制度和法律是静态的东西，而人一直是动态的。在很多时候，一个人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品格，如果心中没有对正义的执着追求，就很容易逾越法律和制度的藩篱，从而出现权大于法、以权压法，执法不公、执法犯法的思想行为，破坏了司法结果的公平正义。

心灵正义是司法执宪者的心灵世界对公理和正义的呼应。坚持程序正义对司法公正固然极其重要，但坚持心灵正义同样不可或缺，很多时候后者对前者有纠偏救弊之功。

在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司法机关广大干部坚守职业良知，自觉用职业道德约束自己，树立惩恶扬善、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。所以，每当我们身着“法袍”执行法律的时候，内心要告诉自己：人民渴求公平! 社会需要正义!我们应当成为公平正义的守护者、实现者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用心灵正义的力量驱动程序正义的“法槌”，以此来追求法治的正义之魂，最终让天平的光辉照亮每个人的心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