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历史上，李渊无疑是个风云人物。这位一手开创大唐帝国的唐高祖，在给隋炀帝“打工”时便胸怀大志，不甘在隋末动荡的乱世中沉沦。他的不俗表现引起了隋炀帝的怀疑，为了自保，李渊只好把自己的“闪光点”藏起来，采取“自秽”的办法，大肆收受贿赂并沉湎于酒色。果然，性格多疑的隋炀帝对这个“贪财好色”的“无德无行”之徒放下心来，不但未以“法纪”来处分他，还将他提拔重用。

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要委屈到“自秽”才能自保，而自秽之后不仅可以免责，还能得到上司“赏识”，从李渊的经历，我们不难想像在隋炀帝执政期间，那是一个怎样的荒唐世界。当权者以这样的“标准”来取人，你不做“坏人”都难！

李渊自秽，反映了当时的官场通行的是匪盗的“行规”。它至少表明，隋炀帝时期，冠冕堂皇的政界已丧失了自身应有的运行规则，而沦落为与匪盗同宗。

匪盗的行规是什么？看过《水浒传》的读者，应该记得林冲当年被逼上梁山时，火并王伦的故事。梁山的第一任领导王伦是个时运不济的人，他连续多年参加高考而落榜，又没碰上国家大扩招的好政策，以致连个大专文凭也没混到。国家干部林冲的加盟，使王伦感到了巨大的工作压力。不过还好，自古以来盗亦有“道”（也就是“行规”了），林冲虽然在官方工作时已经评上了“高级职称”，但要转到“匪盗系列”来，对不起，必须下山杀个人，让自己的双手沾上无辜群众的鲜血，才算有了入门的“资格证”。因为这个“行规”，林冲虽然英武出众，在取得梁山“正式编制”之前却颇受了些委屈。

说穿了，匪盗的行规，就是人人自污，沆瀣一气，这样才能确保上了贼船的人谁也别想上岸，而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保证全船贼人的安全。我们姑且不管王伦使用这个“行规”对付林冲其实别有用心，单是站在匪盗们的角度来看，他的做法当然有其“合理性”和“必要性”。这个行规一直在匪界沿用着，现代警匪片里就时常可见类似的镜头。不仅如此，看看当前披露的各件腐败“窝案”，我们还不得不认识到：匪盗行规在一些小集团内部仍然真真切切地存在！

“窝案”增多，是近年来职务犯罪的一大特点。随便拎出一个官员腐败案例，深究之后，我们可能发现，最先暴露的某个腐败分子，往往不是一个人在“战斗”……据检察机关分析，“从个案挖出窝案牵出串案”已成为腐败案中的新规律，而这些“腐败窝”奉行的正是匪盗行规。

社会上不是流传着版本不一的所谓“几同”的说法吗？其中最“核心”的内容，其实只是两条：一同嫖过娼，一同分过赃。在同僚当中，有过这“两同”经历的，关系肯定是最“铁”的了。钱、色，这是“腐败文化”的两大主题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；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当权者贪财好色，下属若不投其所好、同流合污，怎能做到“上下一条心”呢？李渊自秽，正是因为隋炀帝首先就是个荒淫无道之主，唯有自秽才能让他以及其他同僚把自己当作“同类”而不加以戕害。

当人们身处一个以匪盗行规作为“行为规范”的环境时，普通人不外乎两条选择：要么同流合污，要么舍生取义。不管哪种选择，都可能是一种悲剧。清代的苏廷魁担任河道总督期间，治理决堤的黄河，工程结束后，还有30万两白银结余。有关官员主张按惯例将余款瓜分，唯有苏廷魁不同意，坚持将余款奏缴国库。结果，此举“损害”了有关部门和官员的利益，破坏了业内的潜规则，户部和河南巡抚等一起弹劾他，苏廷魁竟然因此被革职。

匪盗是社会的毒瘤，它的“行规”当然是一种极其厉害的毒素。如果这种毒素渗透到主流社会，势必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，其危害无疑是十分可怕的。要让社会风清气朗，就不能给“匪盗行规”留有余地。